后现代主义时期不再认为现代主义是一种价值，而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这实际上也意味着一个充满浪漫情怀的工业理想主义的破灭，同样反映在文化上的激进主义思潮也将随着前卫艺术失去活力而寻求精神家园的重建与复归。新保守主义意味着寻找家园的激进主义与固守家园的传统保守主义的汇合，这不仅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化激进主义的重要转折，也是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转移。
这可能是一种历史的巧合，9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疲软与冷战结束后开始的文化冲突正好处于同一个历史时段，对中国而言，这场文化冲突意味着一场遏制与反遏制的“准文化战争”，一直以西方化为现代化目标的中国前卫艺术在面对着在中国建立“第五纵队”的西方文化战略时，顷刻陷入尴尬的境地。因此，新保守主义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出现，不只是一个后现代主义问题（这个问题仍然是以西方当代文化为参照），而是有关民族文化发展与文化生存空间的战略问题。
新保守主义作为一个概念不是对水墨画的艺术价值作直接的判断，而指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思潮与文化境遇，这种历史语境的变迁为水墨画提供了机遇与生存空间，但这个机遇不是复古，不是归复水墨画的原始形态，而是立足于一个出发点与两种可能性。这个基本的出发点在理论上可以假定为：语境的变化导致文本意义的转换。在8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艺术运动中，或者一直追溯到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维护传统价值观念的保守主义和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一直处于两军对垒的状态之中，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的水墨画基本上归于保守的阵营，既便一部分水墨画家也力争对传统水墨画进行变革，但由于传统话语与现代话语之间转换的巨大障碍，在整个现代艺术运动的进程中，水墨画基本上处于落漠与孤寂的状态。水墨画在当代艺术中的这种地位是由以前卫艺术为价值的现代主义语境所决定的，语境的关系决定了在当代文化中，尤其是在走向现代社会、传统价值观念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水墨画语言能否生效的问题。两种可能性之一是传统的水墨画语言实现当代转换的潜力的可能性，与此相关的第二种可能性是由中国传统文人的个人话语转换为反映当代文化与现实的公共话语的问题。
作为一种思潮，新保守主义反映了20世纪末叶在国际与国内的一种新的文化动向，即一种保守主义的价值开始取代在20世纪占主流地位的前卫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价值观。从国际思潮来看，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发展，因为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对现代主义的制约和消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发生的现代主义运动在本质上体现了一种工业浪漫主义的理想和对机器文明的崇拜。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也促成了传统宗法社会及其依附于斯的传统意识形态的解体与信仰的崩溃。这种现象在艺术上反映得尤为极端，以现代主义为理想的前卫艺术运动在经历了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的过渡期后，发展到20世纪初已经完全摧毁了古典艺术的抵抗，形成了一个完整地反映现代视觉经验与现代工业文明的视觉艺术体系，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以抽象艺术为核心的前卫艺术就成为西方现代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主义艺术思潮与工业主义文明有着密切的依附关系，尽管自18世纪下半叶在英国爆发工业革命开始，人与自然的疏离，工业开发对生态的影响便显露出来，英国文学史上的湖畔派诗人与美术史上的拉斐尔前派都反映了早期工业化时代人与自然的异化。但人类真正认识到工业化的加速度发展实际上是在加速度地毁灭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同时也是在毁灭人类自身的时候，还是本世纪中叶以后。生态的恶化还只是一个信号，传统价值观的崩溃并没有因现代主义的兴起而重建新的道德体系，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爆发在典型的现代主义时期，而战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却经历了韩战与越战两次大的战争，整个东西方社会在近半个世纪的时期内都笼罩在冷战的阴影底下。现代科技为人类的自残杀提供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战争又反过来促进了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就这样陷入了一个现代文明的怪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后现代主义本身就具有新保守主义的特征，回归传统，回归自然，重建精神家园，都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对工业主义的制约。
在工业文明支配下的现代主义发展所带来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环境的灾难，还引发了全球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环境的恶化也意味着资源的迅速减少，只有有效地占有资源才可能确保经济利益与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来是掠夺地开发资源，老牌的殖民主义通过武力来掠夺落后民族、国家与地区的资源，殖民主义崩溃之后，尤其在冷战结束之后，资源的重新分配不再采取殖民主义形式，而是带有文化战争色彩的后殖民主义形式。在这样的情势下，民族主义的问题重新凸现出来。民族主义不再是弱小落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自决的口号，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也越来越强化民族与国家意识，争夺利益空间。法国美术理论家克莱尔作为1995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主持人，在为本届双年展制定的理论框架中，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新保守主义的文化战略，重审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一方面是为了摆脱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回归欧洲对全球的文化权势，另一方面是为了抵御亚洲对欧洲的经济渗透和东方专制主义（包括东亚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文化入侵。在这时候，西方中心主义实际上意味着欧洲中心主义，面对着北美与东亚的竞争，西欧力争重新夺取已经丧失的地盘。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对抗已不复存在，而集团内部的矛盾和主要矛盾之外的次要矛盾便凸现出来，如欧美之间、欧美日之间和欧美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矛盾，然而在这多重矛盾的格局中，中国的崛起也构成了新的一翼。70年代以前，虽然新中国经历了朝鲜战争和在越南战争中与美国对抗，但在整体上仍从属于二战后形成的与美欧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60年代中期中苏分裂，直到兵戎相见，使中国分离出苏联的阵营，成为相互对抗的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独立的一翼，也是最弱的一翼。由于苏联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威胁，美国也出于遏制苏联的需要，中美双方出于利益的需要而结成一种松散的战略关系，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80年代末期冷战结束。然而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国走出了文革的阴影，开始了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新时期。这一时期虽然中国与西方世界有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差异，但一方面为了牵制苏联，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的改革具有适合资本主义市场的特征，西方仍然与中国维持了一种冷战中的结盟关系。事实上西方也错过了遏制中国的机会，中国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完成了从政治上和经济上为日后的经济起飞打好了基础。进入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崩溃，冷战结束，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矛盾突然激化起来。这场冲突的直接背景承接冷战思维方式，延续东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续，中国作为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主义大国取代了前苏联的地位。潜在的背景则是中国近十几年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成为后冷战时期全球政治经济中重要一翼，以及问鼎亚太霸主地位最强有力的势力。在这场财产权力再分配的角逐中，“遏制中国”的战略不只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地缘政治策略，而是尽最大的可能来遏制和肢解中国，为自身的民族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面对人类有限的资源和经济空间，无论欧洲还是美国，甚至中国周边地区的国家，都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来改变冷战后西方世界所划定的政治经济格局和已获取的既得利益。 (文：易 英/摄影：/责任编辑：baishi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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