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眼光的人都会意识到“新文人画”最近频繁亮相时机的意味。我们不得不承认，“新文人画”在古典传统和前卫精神的对峙局面中形成新人耳目，一展实力的势头，实属情理使然的事情。
但是，不能忘记，“新文人画”仍是一种文化上的权宜之举。这只看似特洛亚式的木马能否最终攻取当代美术运动中的首要位置而一领风骚，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谜。
中国当代的美术运动似乎从来很难逃脱二重疑难。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仅仅在传统的模式中谋求花样翻新已无多大前途；另一方面，几乎彻底撇开传统的前卫艺术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遇到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的障碍，当年的“决澜社”如此，如今的前卫派也不例外。然而，不是从真切的视觉经历中体认超前的精神价值，而是透过有限的西方哲学知识面对无限的对象，这毕竟是艺术的大忌。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一开始就必须从异质文化中汲取种种观念和行为的影子，前卫艺术势必总是会和既有文化格调产生摩擦，从而也就极难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里产生艺术家孜孜以求的文化响应、震荡、联动和共生的整体效应。
然而，“新文人画”作为介乎二重疑难之间的明智之为，它基本不会招来悖逆传统的罪名，尽管其骨子里还是有意识地和旧文人画传统维持一定的间隔；同时它也不可能因为试着超越时代而陷入象前卫艺术家那样的困境。因此，乍看起来，“新文人画”不但具备存在的充分理由，而且也极容易使人们相信它的前景可观。然而，要讨论新文人画的前景，唯有将它置于当代文化流动的血脉中，才能辩析、把握其中真实的意义和价值。首先，“新文人画”固有的内在气质出发点使其自身极易在感情上投入旧文人画的怀抱；其次，出现传统延续型大师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而“新文人画”的实践者们的初衷也未设立在“延续性”这点上，所以传统亦未必是他们的精神的浸濡之处，其三，“新文人画”与传统间之所以保持一段距离，与其说是敢于和传统分庭抗礼，而毋宁说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它自身并没有明确新的精神指向；如若新文人画抛却了那些仍与传统文人画相类似的表现形式（笔墨技法，画面样式以及由文化而产生的特殊解读方式）它的精神依托也就烟消云散了。由于上述限定，新文人画只能在一个“小巧玲珑，微妙之至”的世界中徘徊，曲折地表达有限的自由意志。最后，“新文人画”和前卫艺术的内在精神相比，毕竟力度不够，眼下前卫艺术虽由于其超前性和革命性而备受挫折，然而一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一种公认的规范时，就很有可能引导出一种与传统性质相悖的更为强大的艺术潮流。它所造就的影响因而也可能成为艺术史上非同凡响的一页。所以，中国前卫艺术的牺牲也最内在地和其成功之望紧紧维系在一起。相形之下，“新文人画”的前景就模糊得多。它始终不得不以古典传统和前卫精神之间的某一点为基准，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以摇摆、波动甚至观望不前为代价之外，还同时面临着被日趋强大的艺术主潮（如前卫艺术）淹没的危险。在这一点上，我倾向于认定“新文人画”不可能成为当代美术中的突出角色。
中国的水墨画无疑是潜力巨大的，但是在当代文化中，如试图以一种类似旧文人的平和、清淡、恬静甚至自得的心态去谋求石破天惊的前进，实在是令人怀疑的。
归根结蒂，“新文人画’，似乎只是个令人忧大于喜的实验。我们真诚地期望更富有现代气息的水墨画精神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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