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伦理性的复归在徐悲鸿身上体现最明显，他初始的写实主义的科学性内核很快夭折，写实只具外观，继而急于表现一种为群体所希企的向心力——田横、愚公等封建式的救世主。他不歌颂个性个体的伟大和人本的光辉，而是让庶民百姓只去盼望上述救星的出现，如《奚我后》
由于徐悲鸿画派的回归意识恰恰与时代功利主义相谋，从而宏扬开来，在中国规代画坛上独占鳌头近40个春秋。
故人伦理性的核心“群体意识”如果无限膨胀则极易滑入信仰崇拜的“准”宗教意识，因为，它一方面压抑了个人的理智，另一方面又使理智压抑的潜意识极大伸张，并借助集体感染而成为狂热情绪，此时的狂热己非正常的理性宗教生活，却成为一种时时变化着的斗争力量了，“用子虚乌用的虚构混淆智力，颠倒感情，乃是一种最短视不过的追求幸福的手段。自然会立刻复其常径。不健全的兴奋狂喜，偏颇不全的道德终被招致种种深可叹息的反动。”（桑塔耶那《宗教中的理性》）至60年代，人伦理性又发动了新的激情一一对高度模式化、理想化（从而亦不存在）的个体（英雄）和无所不至与无所不包的至上神偶象（同样不存在）的崇拜狂。因此，现实形象的象征化和理想化即成为文学艺术的主要追求，而徐悲鸿奠基的理想写实画派再经过“三突出”的改造后即在建国后第三个十年中登峰造极了。
这样，五四先哲们的理性启蒙运动在刚刚开贻，尚未深入知识分子心中（更不必说广大的民众）时即又匆匆进入一种“新”（但内核与旧的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伦理性和群体道德规范的建构中去了。
结果，初始的理性被后来的狂热激情俘虏了，而后来的激情亦不是先前的自我反省批判向外求索的超越炽情，而是脱离甚至粉饰现实的乐观育目而排外的迷狂型激情了。
这样，原初的理性的异化排斥了原初的激情，而异化后的激情又扼杀了原初的理性。
在艺术史中则体现了这样的两个弊端：浅尝辄止和殊途同归。
引进与实验只是蜻蜓点水，因而，对引进的流派从未深刻把握和汲取魂魄，无论是库尔贝的现实主义、还是表现主义、印象派……甚至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引进史中竟没有形成某些研究学派和专家，更没有相应的创作流派和理论专著，岂非咄咄怪事？实践理性逐渐转入实用的急功近利。‘重自然（包括个体感意志）的朴素描绘变为附会的象征说解，加之回归意识的弥漫，遂一厢情愿地将变革史迅速变为民族化的工具改造史。画家们太急于在自己有限的生命时间内完成某种民族改良样式了。改革诸家的个人成就甚至并不比国粹派占优势，是不应变革吗？不，而是变得不够，他们既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也不愿干脆返其道而行之。甚至也从来没有破坏本身仍然带有的封建文人的和谐，即令是有一段激情的冲动，但通过本身的内调节而又回归原来起步时的心理状态上去了。因此，三四十年代的激情画家们的作品终归是和谐的，重形式美的，并带有浓重的士夫味道。与被借鉴的西方诸家和80年代青年前卫画家的作品有着情与意的不同。
总之，如果我们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科学与民主作为理性精神与个性自由两条线来考察这段现代文化史，即是，科学（理性精神）：早期，实践理性、自然主义、批判精神。一一中期，理性危机、科学（“物质文明”被冲击，“精神文明”一一传统诗意。浪漫情致）的复兴一一后期，人伦理性复归，现实主义的夭亡，新宗教的产生。民主（个性自由）：早期，个人主义、个性、自由意志的追求。——中期,情感经验向个人理性智慧反扑，个人意志始向民族——群体意识靠拢，强调统一意志——后期，群体意识彻底压抑个性意识，但被庄抑的个性情绪又以群体的反形式发泄为迷狂的宗教式激情、并与短暂的宗教式的斗争信条相连结。
二、双向矛盾的现实惰境
如果将1976至1986年美术分成三个阶段。则76年至79年是“复古”期，美术主要承担了昭雪平冤的任务，沤歌老一辈革命家和英雄先烈是这一时期的主题。80年至84年为人道主义阶段，伤痕绘画和星星画展均批判暴露了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戏弄和亵渎；以机场壁画为代表的唯美画派则力图夺回人的基本视觉欲望的美的需求；继而乡土自然主义又群起讴歌“小人物”的价值、和人道精神的伟大。85年至今则是人性复归的阶段，从文化层次上，是再一次理性启蒙运动兴起，在造型领域中，一方面出现了象康德所说的，人因为具有理性，他才是自由的人的倡哲学，科学与人生观相结合的理性绘画；另一方面，人还是生命的人，他有多种运动状态和物质性的本职，因此，又出现了祟尚生命和神秘的直觉（非理性）画派、此外，还有建基于生命体验（经验哲学）和新实在哲学基础上的艺术扩张运动的行为派，他们借助波普、概念等新观念的艺术形式冲击旧有的艺术观念，其实质亦是强调艺术返归人性，人就是行为，现实就是存在，这种“形而下”的自然观是对旧的高高在上的精神模式的冲击和嘲弄。但上述三个方面只不过是刚刚迈出的新的一步，而且是蹒跚的一步。在肩负重任的80年代青年心中理性与激情再度冲撞，如何逾越由此产生的多种双向矛盾造成的沟壑将是到达理想境地的关键。
①行为与理想，宗教与生命的分流。
85年开始的第三次文化启蒙运动又必不可少地迅速重复了前两个阶段的基本道路。“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文化距离所造成的紧迫感使80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再次面临急切选择的难题。
现实选择的首要问题是价值判断，价值判断的根本是人的问题，是人对作为自我、他人和社会、历史的人类的认识。人首先得认识到人是自由的，他才有选择的自由。其次，他还应知道选择与现实的紧密性、萨特说：“人不是别的，人只是他所打算成为的，只有在人实现其自我的范围内人才存在，因此，人不是别的，人只是他自己的行为的总和。人不是别的，人的生活是什么，人也就是什么。“（《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
于是，实践理性再次萌生，并伴随着大量的试验性作品的出现，’85美术运动的群体展如水涌潮涨，将西方近百年形形色色的手段拿来一试。
这种行为必伴随着拥抱西方文化的激情和对传统文化无可奈何的冷淡心理。
但是，自由人应该对自己的激情负责，因为，当我们谈人的自我选择的时候，的确，这意味着人必须为自己选择，但同时它也意味着当人为自己选择的时候，他也是为人类而选择，因为人在选择时是在设计人的形象并判断价值。这就不免引来了烦恼和悲剧意识——一种深切的责任感，他将体会到，他同时在为整个民族甚而人类在设计未来。因而，价值判断又总希冀超出个人经验之上，成为一种永恒原则，从而具有更大的统摄之力，形而下的行为选择与形而上的原则的寻索即成为当代青年艺术家的创作准则。 (文：高名潞/摄影：/责任编辑：baishi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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