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声声啼，说尽心中事
———答《江西晨报》记者袁思东问
一、您是何时开始写诗歌的？您的大学专业是什么？为何从事专职写诗？
我读高中时开始写诗，不过那时是写着玩;1987年9月，我进入湘潭矿业学院机械系，开始在学校的广播站和校内学生刊物以及校报上发表诗歌。我读大学时学的专业是机械设计，但我从一开始就对我的专业不感兴趣，甚至反感。大二时发生了学潮之后，我开始厌弃许多东西，由此决定了今后的人生道路，那就是不论付出何种代价，我都要想方设法让自己成为一名诗人。
二、如何看待当代诗歌及诗人的尴尬？
诗戨在当代社会的位置越来越边缘化，由此决定了诗人在当代社会的孤独和悲壮，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我曾经对自己的贫困和卑微感到愤怒和不理解，现在慢慢想通了，那就是承认自己的处境，勇敢地承担起自己作为当代诗人所不得不付出的牺牲或代价，在现实生活中不把自己当诗人看，而是当一个最普通的底层老百姓看，这样就慢慢想通了。
三、谈谈您对现实生存与精神追求的关系？如你和何璐？
我在现实生活中显得非常卑微，我的收入肯定不如一个底层的民工，或者说基本上没有正常收入。我希望能拥有一份底保，但是我办不到。为了生存下去，这些年来，我到处流浪，有时候上街卖唱，有时候打几天短工，而更多的时候，不得不向我最要好的朋友寻求支持，那位朋友的名字叫秦勇，系我的大学同学，现在是重庆某县的一位副县长，十七年来，他一直在支持我写诗，每当我穷困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就会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我度过难关。
四、您的轻摇滚与流行乐有何不同？
我的歌是轻摇滚吗？我自己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写过大约二十首原创歌曲，其中有十首摇滚风格的，另十首偏向民谣风格。我把自己的歌定义为地下民谣，正因为是地下风格，所以从来没有引起音乐界的注意，更没有引起重视。对这一点我已经认命了，就像我的诗，在诗歌界从来就没有引起重视，我觉得没什么，无所谓，因为在我看来，在当下这样一个金钱至上权力至上的社会，一切皆泡影，一切皆虚无，能活下来就已是我值得庆幸的了。至于流行乐，那是别人的事，我对流行乐兴趣不大，偶尔听听，但并不当一回事；我认为我的歌与流行乐是相反方向的，因为我写歌的时候，考虑的主要是自己的感受，而不考虑广大的听众，所以，我的歌注定会没有多少听众，注定会流行不起来。
五、简述您在大兴庄背负“我写诗、我有罪”的事情及缘由。
去年9月20日，我在宋庄画家村艺术节开幕式那天下午，做了一个行为，那就是在自己脖子挂上一个上面写有““我写诗、我有罪”字样的牌子，在美术馆门外以及宋庄大街上，分别跪了半个小时。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对自己长期写诗却无法养活自己，表示反思表示忏悔；另一方面，我希望通过我的这一行为，引起社会上更多人去关注“诗人”这一特定人群，去关注他们的生活，尤其是去关注那些长期失业无活养活自己却得不到任何保障的诗人们的生存状况。
六、在大兴庄吃苍蝇源于何故？另请您简述下当时的场景。
去年十月，在大兴庄吃六十只苍蝇，那是我目前最重要的行为作品，也是任何人（包括我自己）无法复制的作品，这一作品的创作冲动，源于我内心的孤独和警醒，或者源于我对当下社会公共事件公共情绪的自我疏离自我背弃。正是通过吃苍蝇这一非正常行为，我表达了自己独特的思考和独特的存在。至于当时的场景，简而言之，是在画家村“大兴庄”的一个公共垃圾场，在一些记者和过路行人面前，手持一苍蝇拍，在垃圾桶上边拍边吃，直到吃够预定数字为止。
七、为何在力挺赵丽华“梨花体”诗歌事件中，您当众裸体咏诗？
这个你记错了，在力挺赵丽华“梨花体”诗歌事件中，当众裸体咏诗的是另一诗人而不是我，那件事发生的时，我正在西藏流浪。
八、您的上述行为是否属于行为艺术？您如何看待行为艺术？
我的上述行为我认为属于行为艺术，至少同行为艺术有关。我本人主要是诗人，不专项搞行为作品。别人对行为作品怎么看我不知道，在我看来，行为艺术是“行动的诗”，或者“诗的行动”。
九、请您谈谈找“鸡”的事情,为何您要把嫖妓写进您的诗歌？有何缘由？在博客上公开您的嫖妓诗歌有何想法？再者谈谈您对婚姻与爱情的看法。
那样的事不好细谈，但我可以坦言的是，我之所以那样，一是因为我再也无法崇高，再也无法承担对道德和理想的义务与责任；其次，在日常生活中，作为一个已经年满四十岁的未婚男人，我有欲望，但我既无妻子又无女朋友，所以，有时候，特别是在迷茫的时候，我会寻找非正常的渠道进行释放。至于将之写进诗歌，并发表在博客上，一是为了记录个人的生活经历，二是为了扩大写作的内容。
谈到婚姻与爱情，在这方面我没有多少发言权，因为我从来没结过婚，恋爱的经历也极少有过。因为我太穷，连自己都不能养活，绝大多数女人不可能爱上我，更不可能嫁给我。
十、您不参加工作，您的父母如何看待？当代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巨大，您如何看待？
对我长期不工作出门流浪在外，我的父母非常失望，深恶痛绝，但他们无法改变我，只能让我就这样漂着。
对于当代年轻人面对的就业压力过大，我表示同情，同时也希望他们选择坚强，并祝福他们早日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
十一、说一说你出生的家庭环境,或者说一说你的童年?
1968年农历4月17日,我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煤炭坝煤矿,当时我父亲是那个煤矿搞机械修理的工人,母亲是湖南武冈县双江公社正冲大队的一名社员.按当时的情况,我生下时户口应落在湖南武冈县双江公社正冲大队.我出生不久,我父亲因所谓历史问题被老家武冈县双江公社革委会错划成现行反革命,他被迫离开煤矿,遣送回原籍武冈县双江公社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3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又借调回原单位工作.
从一岁到九岁,也就是从1970至1978,我随我母亲生活在位于湘西南的武冈县双江公社正冲大队某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那个地方属于雪峰山的余脉,到处是山,山上有水田.那时候生活贫苦,连饭都吃不饱.而年幼的我除了贫穷和饥饿,由于出身问题,还多了一种压力,那就是因我父亲是现行历史反革命,我爷爷是土改时被镇压的地主伪保长,我从小就感到自己被别人歧视,对未来有一种恐惧和迷茫,对自由有一种本能的向往.应该说这样的童年,对我的性格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那就是我从小就不喜欢受约束,从小就喜欢大自然,从小就爱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人和事,从小就喜欢幻想,渴望到大山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
我在那个湘西南的山村里长到九岁,习惯了山里的生活,那时候我像别的孩子一样,放牛,打柴,摸鱼,掏鸟窝,捡猪草,捉泥鳅,等等,我全会;但是到了我满九岁的那年夏天,我父亲突然从他工作的那个遥远的煤矿回到了几年没回的山村,从此我的生活就发生了大的变化.因为就在那年夏天,我父亲把我带离了那个熟悉的山村,我从此来到了父亲工作的煤矿,也就是八百里之外的位于宁乡的煤炭坝煤矿,然后我在那个煤矿生活了许多年,直到考上大学之后也没有完全离开.至于那个留下我许多童年记忆的湘西南的山村,自从三十一年前离开之后,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回去过.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或者说是一种无法回到家园的心灵隐痛.
十二、.从小学到大学,你在哪儿上学?
下面是我上学的经历:
1976至1978,即小学一年级至二年级,在武冈县双江公社正冲大队村小就读.
1978至1981,即小学三年级到五年级,在位于宁乡县的湖南省煤炭坝煤矿子弟小学就读.
1981到1984,即初中一年级至三年级,在位于宁乡县的湖南省煤炭坝煤矿子弟中学初中部就读.
1984到1987,即高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在邻县的省级重点中学益阳县一中就读.
1987到1992,在湘潭矿业学院机械系机械设计专业就读;大学期间，由于写诗，我开始厌学混日子，由此耽误了学业，常常补考,一直面临着学业和写作的矛盾,并于1990年秋天,终于因三门补考不及格,从87级降级到88级.
十三、你离开武冈县双江公社的那个小山村后,去了你父亲工作的煤矿,为什么你觉得你的生活从此发生很大的变化?
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相对安静闭塞的山区,来到八百里之外的工业化的煤矿,肯定是一种不同的感觉.首先是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吃的住的用的都有不同,比如说山村里没有电灯没有街道没有烟囱没有运煤的小火车,没有商店没有那么多的楼房和车间,没有工人没有电影院,而煤矿里则全有;第二个最明显的不同是,语言不同.我在山村里生活时,说的是武冈县特有的方言,这一方言到了宁乡的煤矿里,除了我父亲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好在我那时还是个孩子,学习宁乡的方言学得比较快.
我到了那个煤矿后,开始在煤矿里的子弟小学上学,班上的部分男同学见我说话和他们不同就免不了欺生,而我从小很要强,当他们欺负我,我就和他们干了起来.,虽然每一次发生冲突,基本是以我吃亏作为结束.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我性格的一部分来源.
我到了那个煤矿半年后,我父亲把我的母亲以及我的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也接到了矿上来生活.那时,我父亲下了很大的决心,想要把我们全家从那个山村迁出来,在煤矿重新安家,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回去后,说服母亲把我们老家房子以及家具以及其他的一切,全部低价卖给了邻居,以便断绝回那个山村的退路.他这一招当然有他的道理.不过,一家六口除父亲一人有工作有户口外,其余五人都没有户口,而且四个孩子都没成年,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三岁,这样一个家庭要想在煤矿上呆下来,其艰难可想而知.那时候户口很重要,没有户口就没有粮食指标,也就是说,连吃饭都不容易,像我们家的情况,在矿上也不只一家两家,他们被称为半边户,或者吃黑米的.他们像我和我的家人一样,不仅受到贫穷的挤压,也受到矿上那些有户口的居民歧视.于是从小敏感的我,在成长的过程中,不得不经常陷于到自卑自怜自叹的情绪中,这样的一些情绪,又使我从小喜欢看文学方面的书籍,以便逃避这个让我经常感到痛苦和失落的现实世界,寄希望于虚拟的文学世界或者幻想的梦中世界.
十四、你什么时候开始写诗?最早的诗发表在什么地方?
我最早的诗发表在<飞天><诗歌报><星星><诗林><诗人>等刊物上,那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未期，是一些短诗,发在我读大三之后,大约有二十多首吧.不过,那些诗由于没有自己的风格,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其实，我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开始写诗,不过那时候写的东西都处在模仿的状态中;那时候,并不知道朦胧诗或朦胧诗人,那时候我喜欢的是读唐诗宋词,能接触到的国内诗人主要是郭沫若和艾青,国外的诗人主要是拜伦和雪莱。现在回忆起来，也不知为什么,当年读高一时,一看到拜伦和雪莱的诗,就非常喜欢,常常一个人大声朗读,拿着他们的诗集舍得不放下.进入湘潭矿业学院后,校园中流行汪国真和席慕容,我也买过几本试着读了一些,不过,总体感觉不是太好,尤其汪国真的诗,模式化的痕迹太浓,让我纳闷那样的诗,为什么可以在校园里大为流行.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虽然我也写诗,但我的理想或者择业计划,,并没有打算让自己未来当一名诗人,也就是说,我一开始只是对写诗有一些兴趣,除了写诗,我还对别的有兴趣,比如,我曾经对从政或搞学术就有过憧憬.
但是,这一情况到学潮发生之后,就发生了改变.学潮发生时,我读大二,其时我正面临着厌学的困惑,因为当时,我感到了人生的虚无和没有出路,常常陷于一种不能自拔的忧郁,甚至绝望.学潮发生期间,我先是茫然,很快变得很兴奋,觉得机会来了,世界要大变样了.可是,学潮很快就过去了.世界并没有发生我所希望的变化,反而变得更加让人沉闷.于是,我变了一个人似的,变得沉默寡言和喜欢思考.我思考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我从此彻底放弃了搞学术和从政的想法,决心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诗歌上面,也就是说,我决心不惜代价让自己成为一名诗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激烈的政治动荡后,我对变幻不定难以捉摸的政治,对在政治面前显得无能为的学术,都不知不觉地深深地厌恶了!
于是学潮之后,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读诗和写诗上,对于自己专业的功课却没有了任何兴趣,完全是应付交差的态度,甚至连应付交差也做得有一些勉强,以至于总是补考,总是挨老师和家长训斥,并最终在大三下学期降级到88级.
十五、谈谈你最早的流浪经历?
1993年7月,我请假离开我工作的白沙机械厂回家,本来四十天后必须回厂上班,但我没有回工厂,而是自作主张回到了我的母校湘潭矿院.我回到学校的目的,一是想借助校园的环境,在文学创作上发起冲刺,完成一个中篇小说或小长篇;其二,我想通过故意长期旷工,使白沙机械厂开除我,使我没有退路,走上流浪的道路.
我在校园中呆了四个月,在学校围墙后花四十块钱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一边创作小说,一边体验生活.结呆我呆到第三个月时,陷入了校园里边的一场有关足球比赛的骚乱.而我不慎成了这一骚乱的替罪羊或者牺牲品.事件发生后一个星期,一个黑乎乎的夜晚,一帮足球流氓在我必经的校园围墙缺口,狠狠地伏击了我.伏击的结果,是我不仅鼻青脸肿,而且一只耳朵耳膜穿孔,一根肋骨骨折.这件事发生后,学校虽作了调查,但他们站在肇事者一方,对我横加指责,让此事不了了之.此事发生后我又在学校坚持了一个月.一个月后,一方面我几乎已身无分文,另一方面学校派出所通告我准备强制遣返我,我再也无法坚持下去,只好结束了最初的一段流浪生活,伤心地离开学校回父母身边.
十六、你的成名作是哪一首诗?发表于哪一年?哪一种刊物?这首诗有多少行?发表后反响怎么样?
我的成名作是长诗<混乱与挣扎>,这首诗一共900行,完成于1994年9月份,发表于1995年5月份,发表在当时比较有影响文学杂志<芙蓉>"湘军大阅兵"专号上.此诗发表后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得到了读者和专家的好评,并于95年10月被<中国文学>选刊选载其中的300行.
十七.能不能介绍《混乱与挣扎》的写作背景和写作过程?
1993年12月，我回母校湘潭矿院流浪四个月之后，不得不回到家里，当时我工作的单位白沙机械厂见我逾期一直不回厂，不知我去了哪里，就派人到我家里家访，而我父母以为我早已回厂上班，并不知道我去了哪里。于是在母亲陪同下，我又一次回到工厂。按照我逾期四个月不回去上班的情况，厂里可以开除我，但经过我母亲一番求情，厂里没有开除我，只是对我作了下放车间劳动延期一年转正的处罚。
我并不认为对我的处罚不合理，只是我劳动的热情实在太低。我是身在工厂，心里却时时想着离开工厂，到远方去一边流浪一边创作。所以我在厂里的表现是混日子，是不负责任的消极怠工，发展到后来，我就干脆装病请假，厂里不准假，我也不管，经常不去上班，躺在宿舍有床上睡懒觉。有一天上午，我正在睡觉，我们厂的厂长找到宿舍，问我为什么不去车间上班，为什么不遵守劳动纪律，结果我和那个女厂长吵了起来。这件事发生后，厂里的书记让我作公开检讨。又过了一个月，即1994年四月下旬，厂里准备开职代会，我从技术科的同事得知，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让职工们表决,将长期不上班无组织无纪律屡教不改长期混日子的我开除，这让我不知所措，心里惊慌，虽然我对工厂对上班早就深恶痛绝.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不等工厂开除我，自己主动离开工厂。于是我乘一辆来自我父亲单位的便车，从那个机械厂不辞而别。然后我就回到了我父母的家，我父母是那种低层的小老百姓，他们对我在工厂的表现非常失望非常不满，他们不支持我辞职搞创作，他们先是试图搞关系把我调回我父亲工作的煤矿，但他们的努力失败了，于是他们又试图强迫我回原单位上班,在这种情报况下，1994年5月中旬，我就不顾一切从家里出走，去往长江边上的忠县，投靠与我在大学期间结下深厚友谊对我的文学理想表示理解和支持的秦勇。
我来到忠县后，一开始想找工作，后来发现工作不适合我，于是时为忠县计委办事员的秦勇，决定从不多的收入中，每月拿出一部分作为我的生活费，支持我写作。好在那时候忠县物价便宜，我一个月的花费包括吃饭租房也就150元左右。来到忠县四个月后，经过努力，我终于创作出了我的第一首重要的作品——长诗《混乱与挣扎》，这首诗长达900余行，95年5月发表在由颜家文担任主编的《芙蓉》文学杂志上，发表后引起国内诗歌界的关注，遂成为我写作生涯中的成名作和代表作。
十八、你什么时候第一次去忠县？为什么你说忠县是你的第二故乡？请具体化谈一谈忠县对你的创作或者人生有什么重要影响？
我第一次去忠县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个夏天，即1992年7月，当时，我送同时毕业的秦勇去岳阳城陵矶坐船，突然就想去忠县看一看，顺便看一看梦想已久的长江三峡。于是我来到了忠县，发现那儿的风景比湖南好多了，那儿的人也比湖南人忠厚相实。于是我想放弃分配在忠县呆下来。可是我试图在忠县找工作的努力并不现实，于是在忠县呆了近二十天后，不得不离开忠县，回湖南去学校分配的工作单位报到上班。
我在工厂参加工作之后，仍老是想着去忠县。因为我讨厌工厂生活，讨厌为了一日三餐天天准时去上班。我幻想着一边流浪体验生活，一边集中精力进行文学创作。可我知道那不现实，因为没有人愿意养活我，或者说，我无法养活自己。于是我不得不在工厂痛苦地度日。直到有一天，厂里要开除我，才不得不相继从工厂和家里出走，第二次来到分别两年的忠县。
从1994年5月，到1995年6月，我在忠县呆了一年，这一年是我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我完成了我的两首长诗代表作，它们分别是长900行的《混乱与挣扎》，和长1100行的〈圆周〉。两首诗写下来，我感到我的灵感已枯竭。于是我试图寻找新的灵感，进行新的生活尝试。
十九、你什么时候去的北京？据说在你在鲁迅文学院呆过，谁推荐你去的？
我1995年9月第一次去北京，是作为一个年轻诗人去鲁迅文学院作家进修班。当时，是由诗人颜家文推荐我去的，那时候，他作为主编的文学刊物《芙蓉》发表了我的长诗混乱与挣扎》不久。那时候，我们班上的学员大多是自费，推荐还不是特别重要，有钱就可以去读。那时候我初获文名，在鲁迅文学院完半年的创作进修班，96年1月我离开鲁院后就开始滞留北京，希望在北京寻求发展机会。可是我在北京是没有根的，因为我不愿意上班，而凭写作不可能养活自己，所以我的生活就成了问题。好在那时候我年轻，身体经得起折驣。96年5月我去了大连，在大连呆了两个月，原本想在大连寻找爱情，结果发现那想法一点也不现实，于是又回到北京。在鲁院读书期间，我陷入了对一个比我大五岁的有夫之妇的爱情，她是大连人，写小说。我们的爱情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或者是严重不现实的，可是我陷进去了之后，就跳不出来。事实那个女人对我可能只是逢场作戏，我却当了真，结果把自己搞得欲死欲活的。
96年7月中旬，因为对北京的幻想破灭，我很失望地由北京回到忠县，希望能在曾经给过我灵感和激情的忠县再一次投入创作，可是在忠县呆了四个月，却发现自己根本就静不下来，创作上遇到了瓶颈，心浮气臊，老想着重回北京。于是96年11月，我离开忠县又回到了北京。从此之后，我就往来于北京、忠县以及湖南之间，由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就年过四十了，有些力不从心了。
2010年5月4日于北京宋庄镇小堡某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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